淄博烧烤出圈使人们对旅游经济的关注度再度提升。但是，从更广的视界看，淄博烧烤已经超越旅游经济的范畴，进入休闲经济的领域。因为淄博烧烤已经从吸引游客的旅游营销行为，扩展为主客共享、全息治理、产城联动的休闲经济框架。在这里我们不是要将旅游经济和休闲经济对立起来，而是说二者存在交融之处，也存在重要区分。

旅游经济是一种外向性经济，强调吸引游客、服务游客、获取旅游收入、旅游消费并以期拉动本地的消费和就业。这里的“外向”主要是指旅游经济的核心来源“游客”是来自外地，其出游能力和消费能力不由本地决定而由客源地决定。相反，休闲经济是一种内生经济，它在不弱化城市旅游功能的基础上，增强城市包容所有进入者的吸引力，以满足人的个性、多样性、多元性发展为目的，为此需要通过公共投资和公共服务对城市经济进行改良和提升，将“经济城市”推向“人文城市”。在这个过程中，成为城市休闲胜地的区域，势必成为外地游客的打卡地和消费地，于是休闲经济内生出当地的旅游经济。

审视当前国内新一线城市，比如成都、杭州和长沙，尽管它们也有很多景点，但它们吸引你去游历的要素主要还是城市本身的休闲功能，包括美食、社交、文化、习俗、城市风貌、人文环境等，因此你会发现这些城市的休闲功能，已经上升为城市性质，休闲功能区发展完善、休闲设施丰富、休闲产业高度发达、环境优美，休闲文化已经与城市融为一体，成为城市的气质与灵魂。

休闲经济在学术上发轫于1960年代后发达国家对新型人力资本的研究和需求，其理论根基，源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基于时间配置的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人们在工作之外、休闲之内的时间配置模式，决定了人力资本的属性和高低。而休闲经济在产业上的兴盛，则得益于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工业化社会，相继完成经济规模和经济总量的原始积累，这些国家逐渐转向追求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然而，这种转向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一帆风顺，在转向的过程中一些国家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一些国家则成功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

在这条分水岭上，一个重要的坡坎是“工作—闲暇平衡”问题。那些实现了工作—闲暇平衡的工业化国家都进入了高收入发达国家行列，而无法解决工作—闲暇平衡问题的国家则更容易落进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因为，工作—闲暇平衡是经济高速增长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钥匙，它要求经济增长模式兼顾工人的收入和福利、劳动和休闲、生产和消费。落实到产业中观和企业微观层面，就是要通过发展城市休闲经济，提高劳动工作者的生活质量和生产效率，以提升整个城市的“时人均GDP”（每个人每小时产出的GDP）。有些城市的人均GDP很高，但它的时人均GDP比较低，这些城市通常紧张繁忙、依靠注入的外生订单支撑当地发展，经济发展的潜力和韧性相对就没有那么强。相反，人均GDP和时人均GDP都很高的城市通常是就业界面友好、城市休闲充分、具备自生产业，从而可以“悠闲增长”的城市。前段时间，有人专门去考察了成都—重庆双引擎都市圈，相比从前，这两个城市的休闲经济蓬勃发展，内生出繁荣的就业生态，抗危机能力已不可同日而语。

如何实现“工作—闲暇平衡”为发展休闲经济构筑制度环境，一些国家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比如，英国推出了一系列助力工作—闲暇平衡的福利政策和社会政策，包括：课税扣除、儿童照顾、就业权利等。这些社会福利政策促进经济转型，帮助企业进入可持续、温和发展的内生增长路径。与此同时，英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多种政策鼓励“家庭和谐型工作环境”，如国家儿童抚养战略、扩展的女性和男性权利、最低工资制度、新单身父母协议、工作家庭的课税扣除等。此外，美日韩等西方国家，也相继实施了大量旨在促使个人和家庭实现“工作-闲暇平衡”的政策。这些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家庭税收利益、母性支出、儿童照顾利益以及税收减免。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推行政策的过程中，企业界的跟进尤为重要，这需要企业增强对休闲经济本质的理解，即企业参与休闲经济并提升员工的休闲经济购买能力，是对员工新型人力资本和生产能力的战略投资。很多企业家吸收和利用学术界对休闲、效率、生活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成果，充分认识到支持员工参与城市的休闲经济发展能够使企业长期获得超额的利益，这些利益包括提高员工的留职率、提高生产效率、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减少摩擦成本等。

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以亚马逊和谷歌为首的新经济企业，充分认识到企业运行的每个环节面临着新挑战，特别是人力资本方面的挑战。重新定义人力资源以及人力资源的溢出价值，便显得极其迫切。而重新定义的重点在于通过人性化管理来提升效率，拒绝仅仅谋求人力资源规模和工作数量的变化。与之相配合的工具是，工作场所的多样化和休闲化、工作时间的弹性化、生活环境的闲适化。显然，企业的这些变革如果能够得到城市公共服务建设的大力支持和匹配，那么城市经济就能进入自生、内生的强力轨道。为什么未来城市的竞争正在从招商竞争、招人竞争升级为公共服务和休闲环境竞争，道理就在这里。

需要强调的是，休闲经济更倾向于人文经济，它是强烈关注人性个体的经济形态。休闲经济的很多基础观点来源于社会学和心理学，主张用经济力量改善市民个体的心理系统和效率系统，这种微观改善将通过使企业受益而给城市和国家带来源源不断的未来发展潜力。

首先，休闲经济的第一目标不是提高经济收入，而是提升个体幸福感。因此，休闲产业虽然也是经济产业，但是它的发展特征比较独特，它利用休闲活动提升幸福感的“独特路径”来塑造产品，以提升市民的幸福感为目标，由此获得溢出收益。休闲活动提升幸福感的“独特路径”在于休闲活动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是追求内在快乐和自由的一种理性选择；好的休闲活动能帮助人们进行“自我验证”，甚至获得高峰体验。因此，休闲产业的优秀产品是将休闲活动作为内在激励的回报呈现给参与者。比如，淄博烧烤广场的仪式感和群情力，就对参与者产生了一种参与后的内在回报。我们总在强调“场景”的重要性，实际上，场景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被激励出来的。

其次，休闲经济的功能是要提高参与者的素质和工作效率。如果不能实现这两个功能，休闲经济就会退回一般意义上的娱乐经济或观光经济。大量研究显示，积极的休闲活动是一种不涉及收入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能提高个体的工作效率，使个体乐于工作、乐于生活，减少人浮于事和机会主义行为。也就是说，口袋公园、城市绿道、儿童天性乐园、乡村徒步、读城之旅等休闲业态，是帮助参与者获取新型人力资本的“润滑剂”和“助燃剂”。这些休闲业态能够也应该从销售“润滑剂”和“助燃剂”中获取持续收益。

作者：魏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

来源：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