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19日，由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山东省文科实验室“数字政府与智慧治理”共同承办的山东社科论坛——“数字法治与山东高质量发展”在济南举行。围绕数字政府治理、数字法治、山东高质量发展等议题，与会学者开展深入研讨，提出观点建议。

一、数字治理的时代之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各地方，对数字政府重视越来越强，在实践中也出现一系列变化。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黄璜教授认为，这些变化可以概括为数据系统变化、协作系统升级、工具系统升级、互动系统升级等。数字化系统有四种基本的协同模式，第一个是联动模式，第二是统合模式，第三个是直连模式，第四个是开放模式。工具系统的升级，要求我们实现标准化、资源化、共享化，实现“积木式”组装开发。传统的业务信息化正升级为对决策的信息化、决策的科学化、经济的仿真预测等。

山东工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赵新峰教授认为，在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日趋创新，公共服务技术渠道不断拓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通过多主体、网络化的方式实现公共服务，这种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呈现出合作网络的形态。合作网络治理形态作为一种新兴的模式，为强化伙伴关系及提升集体行动能力开拓了新的路径，引入了新的机制。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姜玲教授指出，我国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主流趋势，在建设数字中国的过程中，发展数字化成为一个国家性的战略选择，这种选择不仅仅是基于流程架构的，更重要的是组织架构、业务流程和服务模式变革性的改造，所以一定会有统一的趋势。短短二十年间，数字城市的概念出现很多更新和变化。在这个过程里，学界的探讨包括数字城市的质与形，义与用，成与缺。观察数字城市可分为三个空间，即实体空间、物质空间、社会空间。这三个空间是三位一体、相辅相成的，数字技术应该是嵌入所有三个空间里的，其嵌入到不同空间的程度，也代表了数字城市发展的阶段和发展的能力。

哈尔滨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公共管理学报》主编米加宁以ChatGPT为例，解释了数字技术发展及其背后强大的推理和计算能力。这种力量来自于大模型（算法），大算力和大语料（数据）。这三个关键要素，共同催生了这种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知识生产工具。这三者是三位一体的，但是在三位一体里，算力是核心，可以说有多大的算力，就有多大的数据，有多大的算力就能实现多大的数据。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ChatGPT的发展。大模型指参数多、节点多。以ChatGPT3为例，它在许多NLP，自然语言过程中表现非常出色，能够在零样本或者少样本条件下完成任务。

算力的指数级提升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最重大的成果，同时又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巨大推动力量。大量的语料数据是大型语言模型进行预训练的基础，大语料作为ChatGPT的训练基础，为其提供了丰富的知识来源。在互联网时代，可以获得大量的文本、图像和声音等多媒体数据，为大语料训练提供丰富的数据。

二、数字治理的演变逻辑

数字治理面临多种演进和变化逻辑。米加宁教授认为ChatGPT作为一种强大的人工智能技术，在知识生产方式的革命中扮演关键角色，主要体现在转变学习方式、提升学习能力和跨领域知识整合方面。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徐晓林教授认为，需要把多个组织间的平台虚拟成分布式的节点，这是典型的技术维度的问题，但也是治理维度的规则设计问题。没有成熟的公共政策，不可能有成熟的法律，所以既要注意平台的模式，又要注意节点的模式，这是新的数字时代治理的格局。数据可用不可见，供需双方不见面，虚拟空间享规制，实时服务永在线，数字政府掌好舵，数字经济大循环。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刘银喜教授指出，数字政府建设伦理规范的失效与缺失，比如数字鸿沟、数字安全、数字极化等引发了诸多数字政府建设中的困境与问题。数字鸿沟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问题。数字政府建设伦理规范的失效与缺失，是由行政伦理衍生的数字政府伦理问题，数字政府或者电子政府等的落脚点还是政府。数字政府的本质仍然是政府，面对的是公众，维护的是公共利益，行使的是公共权力，配置的是公共资源，这是不能忽视的。

三、数字治理的困境呈现

哈尔滨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公共管理学报》主编米加宁认为，知识生产方式变革对个体学习的新要求，在知识生产方式变革的背景下，个体面临着诸多挑战，传统的学习和知识生产方式可能已不再适应当前日益复杂和多元化的知识环境。因此个人需要具备一系列新的能力，以便更好地适应和应对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第一个能力就是更丰富的想象力，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要求个人具备更丰富的想象力。想象力是人类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和思维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性的能力，它使人们能够构建新的观念、形象和解决方案。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董青岭教授表示，伴随着全球数字化进程向广度、深度的深入展开，政府的决策环境已经和以前时代完全不同。最大的差异体现在以前使用的数据类型和今天的数据类型有着巨大的变化，无论在科学还是政府的决策上，数据现在经历了巨大的形态变化。第一个形态就是以前使用的数据是真实的数据。现在要重新理解政府决策的基础，政府决策进入混合数据的时代。最新生成的数据正在极度深入到全产业链中，并且卷入到生活每个角落中，它正在改变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改变我们的决策和思维模式。我们未来在这种真实数据与机器所生成的虚假数据中，如何有效决策，正在成为数字政府治理应该严肃思考的问题。我们正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即第四范式的时代。这一时代有两个典型特征：第一数据密集型特别决策，或者称为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另外一个是智能化分析手段的介入。

四、数字治理的路径选择

徐晓林教授指出，数字政府成熟度的标志是业务重组、流程再造、数据共享、组织虚拟，并提出了高校可以与企业合作共建数字业务生态系统的设想。要明确哪些业务是政府应该解决的，哪些业务是市场应该解决的，哪些业务属于基本公共服务，哪些业务属于准公共服务。

黄璜教授认为，今后的数字政府的发展的重点是决策系统建设，尤其是大数据支持的决策系统建设，它的目的是要提升政府决策能力。数字政府分三个阶段：1.0阶段是业务驱动阶段，重在功能化实现，数据是对象；2.0阶段是数据驱动，这时强调的是标准化的协作，数据是工具，要把数据联通起来，强调的是协作，对数据本身的价值还没有充分的挖掘；3.0阶段是知识驱动阶段，更强调的是要把数据和具体的业务场景结合起来，并且要结合场景挖掘数据中特定的知识，目标是提升决策能力。

赵新峰教授在经典核心组织管理型网络结构模型基础上，基于雄安新区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的愿景使命及价值意义，构建了公共服务体系的框架结构。在服务主体方面，这是一种高度混合的合作网络结构，在核心组织政府引导下进行更加科学的制度安排、财政投入、供给机制、技术创新和质量管理。服务范围方面以雄安新区为中心，形成以城市组团社区为载体，来产生集群和辐射的效应。内在机制通过建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来依托智慧城市等管理服务得以实现。雄安新区高质量公共服务体系中，网络的主体是核心组织，包括政府、供给主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服务对象是公民个人，新技术工具主要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是一个数字治理下高质量服务智慧合作网络的建构策略，包括网格化集成平台，如智慧社区，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文化等等。集成平台里有智慧应用层和平台基础层，服务支撑层。这是促进智慧公共服务诸多领域和要素的网络化集成，为实现为民、便民、利民、惠民的公共服务目标，提升未来雄安居民幸福指数起到重要作用。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也是一个虚实结合、点面互动、多元普惠、协同共生、云网端一体化的治理境界。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张效羽教授长期关注政务数据的开发与利用。他认为，政务数据的开发与利用要做到“原则无争议”，即政务数据要公开、共享、开放，而推动政务数据公开、共享、开放的责任主体是政府。生成政务数据，整理成可以使用的状态，本身是耗费大量成本的，政务数据一旦公开，不可避免的会泄露信息。政务数据能带来经济利益，也是监督政府活动的重要依据。另外，有偿使用和无偿使用的界限不清，以及数据安全主权和数据侵权等问题也应引起注意。

市场活动要法治化，政务数据可以完全通过市场化方式获得。拥有政务数据使用权的企业应当依法使用数据，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数据市场化利用的法治规则，第一，不能单纯“价高者得”，使用方要负担数据运用过程中的义务；第二，不能垄断性授权，同一数据应当同时授权多个市场主体市场化开发；第三，应当严格限定市场化开发的方式方法；第四，要严格保护公民和企业的基本权利。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董青岭教授指出，在大数据时代，有两个问题要着力解决：一是数据要实现稳定的供应，并且数据是清晰可读的；其次，要有效地解决数据计算问题，只有解决了计算问题，才有可能提供落地的可解决方案。在这两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其他都是空谈。他认为，在下一轮赛点中，谁先拥有数据，谁先拥有了算力，谁就可以跑赢下一轮学术竞争。

供稿：学术部

编校：贾斌昌　胡　啸   徐文杰